我国非洲猪瘟疫情的流行趋势及防控周期影响分析

作者:  来源:  发布时间:2018-10-11  点击量:124

一、我国非洲猪瘟疫情的流行趋势

1、疫情首发:非洲猪瘟非人畜共患病,政府未雨绸缪早有准备

2018年8月3日,我国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发生一起非洲猪瘟疫情(ASF),这是中国首次发生非洲猪瘟。疫情发生后,沈北新区政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对疫点边缘向外延伸3公里的区域已实施管控,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截止目前已经扑杀生猪8116头。

非洲猪瘟是一种急性,发热传染性很高的滤过性病毒所引起的猪病,其特征是发病过程短,但死亡率高达100%。因为临床表现与普通猪瘟类似,故名非洲猪瘟,但两种疫病完全不同。非洲猪瘟病毒属于DNA病毒,普通猪瘟为RNA病毒,所以疫苗不存在交叉保护,截至目前,非洲猪瘟都无有效疫苗可防控,扑杀是唯一手段。

非洲猪瘟病毒(ASFV)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种以媒介昆虫传播的DNA 病毒,其传播方式主要是接触性传播。人类或污染的猪肉、猪肉制品及饲料产品很有可能成为ASFV传播的通道。研究表明,ASFV对反复冻融有很强的耐受性,其在冻结肉中甚至可以存活1000天。 

       非洲猪瘟非人畜共患病,正常烹饪完全可以消灭病毒,无需恐慌。非洲猪瘟虽然致死率极高,但是猪是非ASFV唯一的自然宿主,除家猪和野猪外,其他动物不感染该病毒,即该病非人畜共害病,虽然对猪有致命危险,但对人却没有危害,对人体健康和食品安全不产生直接影响。从目前的研究情况看,也不太可能出现变异传染人的情况。同时非洲猪瘟病毒对高温敏感,70摄氏度下30分钟即可灭活,因此正常烹饪完全可以消灭病毒,所以居民无需恐慌。而深埋病死猪有一个生物发酵发热过程,特别是生石灰遇水也会产生大量热量,多重措施能够保证彻底杀死病毒。

       我国对非洲猪瘟忌惮有加,早有准备,在2015年出台了具有具备实际操作意义的文件,并在北方边境省份等高风险地区多次组织开展应急演练和专项督查。作为全球第一养猪大国,我国对非洲猪瘟一直忌惮有加,早在2012年我国就已出台文件以预防非洲猪瘟,为当前疫情快速控制打下一定基础。早在2012年俄罗斯非洲猪瘟高发之时,农业部就联合质检总局等8个部委局联合发文《关于切实做好非洲猪瘟防范工作的通知》,并在2015年推出了具备实际操作意义的 《非洲猪瘟防治技术规范(试行)》,并在北方边境省份等高风险地区多次组织开展应急演练和专项督查,细则的颁布为本次非洲猪瘟疫情的处理提供了系统的操作方案,有助于各个疫点的疫情被快速控制。

       2017年,俄罗斯在距离我国满洲里口岸不足1000公里的伊尔库茨克州再次发生疫情,非洲猪瘟跨境传入我国风险进一步加大,国家质检总局迅速发布《质检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通知》。总体而言,我国虽然是第一次爆发非洲猪瘟,但是得益于国家防范于未然的措施,健全的防控体系,不断提升的经济实力以及强大的国家行政力量,对已发现疫情的疫区处置合理迅速。

      2、疫情发展:60天23例疫情爆发,区域爆发势头开始呈现

      自8月1日起,我国在60天内爆发了23例非洲猪瘟疫情,区域爆发势头开始呈现。自从8月初首例非洲猪瘟在我国沈阳被确诊以来,截止到9月30日,农业农村部共通报了23起非洲猪瘟疫情,遍布辽宁、河南、江苏、浙江、安徽、黑龙江、内蒙古、吉林8省,涉及散养户、种猪场和屠宰场。其中安徽疫情爆发最为严重,累计确诊8例,遍及芜湖市、宣城市、滁州市和铜陵市4个地级市,内蒙古确诊4例,江苏、黑龙江、河南、辽宁和吉林分别确诊2例疫情,浙江发生1例,从疫情的传播路径来看,非洲猪瘟呈现由北向南再向北的特点,虽仍然是点状分布,但开始呈现区域爆发的势头。受疫情管理政策影响,目前各疫区因非洲猪瘟累计扑杀生猪82924头(含辽宁省清查过程中扑杀 11257头)。

       3、疫情趋势:污染面和传染源仍未确定,后续疫情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当前疫情的病毒污染面和病毒传染源仍有待进一步调查(难度较大),而我国存在大量的中小散户,较多的潲水猪以及频繁而不规范得生猪调运,为控制疫病传播增加了难度。叠加非洲猪瘟早期发现难,无可用疫苗预防,使得后续疫情形势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不排除出现进一步扩散的可能性。 

       非洲猪瘟病毒进入中国的源头和路径尚未明确,潲水猪的存在增加了我国染病风险。疫情的彻底控制永远是从源头病毒开始,若未能控制病源,就不可能净化。当前非洲猪瘟的来源和路径仍在调查中,根据基因测试显示,中国疫情的毒株部分基因序列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2017株的相应序列完全一致,而俄罗斯远东地区2017年以来也发生了多起非洲猪瘟疫情,联合国粮农组织曾在3月发布了一份名为《非洲猪瘟对中国的威胁》报告,明确提醒我国注意非洲猪瘟从俄罗斯传播过来的风险。而我国由于养殖基数庞大,存在大量饲喂泔水的散养户,他们有可能接触到来自境外航班的餐食,增大了我国染病的风险。根据有关报道,前21例疫情中,至少有9例是用泔水饲养,泔水养猪成为非洲猪瘟高发特征。  

       复杂的养殖环境使得疫情追溯耗时耗力,不利于疫情的及时控制。相比于源头的不确定性,理清传播路径对于控制非洲猪瘟至关重要,当前爆发的23起疫情,遍布8个省市,其内在联系探明仍需时间。从疫病传播学的角度来看,非洲猪瘟的潜伏期是4-19天,由于染病猪会在发病前两天开始排毒,所以当疫情爆发之时,ASFV(非洲猪瘟病毒)已经开始传播。防疫部门需要立即对疫点至少两天前(我国自行的是前30天)所有进出人员、车辆和物品进行追溯,确认其不会传染到易感动物,如发现有传染风险,应立即进行扑杀。由于我国生猪调运频繁,大量中小散户生物安全防疫意识不足,能够接触到生猪或者饲养人员的机会特别多。在已爆发的23例疫情中生猪存栏规模不足500头的高达18户,占比近8成。此过程十分耗费时间,不利于疫情的及时控制。因此在未明确疫情的传播途径之前,防疫主要以全面排查,发现扑杀为主。

       截至9月1日,全国已排查场点2303.5万个,生猪10.3亿头次,疫情总体已经可控。未来如果知道来源、理清路径就可以顺藤摸瓜,主动防疫,定点监管高风险区域,将非洲猪瘟影响降至最小。

        二、我国非洲猪瘟防控措施及周期格局影响分析

        非洲猪瘟疫情发生后,农业部重点管控生猪调运环节,监管政策不断加码,目前东北、西北、华北、华中、华东、东南18个省份之间生猪调运已经停滞,产销区价格严重分化,对当前猪周期演化和未来行业格局发展都具有深远影响。

       当前猪周期演化:产能错配,生猪滞销,产区进入激烈的洗牌阶段。我们认为严格的禁运政策导致养殖业区域产销错配问题凸显,产区猪价低迷、养殖户销售困难导致现金流压力显著提升,补栏积极性大幅下滑,几乎所有生猪(肉猪、种猪、仔猪)都面临滞销,产区进入激烈的洗牌阶段,必定会导致产能被迫快速退出,2019年猪价上涨已是定局。

        未来行业格局发展:龙头养殖企业地位将更加牢固,屠宰场话语权也将增加。随着规范化快速成为主旋律,中小养殖户生存空间将被进一步压缩,大型养殖企业将凭借其更少的边际成本弹性,完善的生物安全防控体系,更强的抗风险能力以及更好的食品安全保障能力,将迎来一轮新的发展契机。在这个过程中优秀企业成本与行业平均水平差距进一步拉大,龙头地位更加稳固。而流通领域主导权将更多的向屠宰场倾斜,肉类的冷链物流发展也将迎来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

      1、防疫措施:调运环节监管不断加码,产销区猪价分化明显

       疫情发生后,农业农村部重点管控生猪调运环节,监管政策不断加码。非洲猪瘟发生后,农业部迅速启动Ⅱ级应急响应,对疫区采取封锁、扑杀、无害化处理、消毒等处置措施。同时展开了疫病的溯源和传播途径追溯工作。为防止非洲猪瘟在现有疫点的基础上继续传播,农业组在生猪调运管控环节和扑杀补贴不断加码,接连出台4个重磅文件。

       8月10日,农业部发布《关于防治非洲猪瘟加强生猪移动监管的通知》,严防因生猪移动导致疫情扩散蔓延;

       8月31日,农业部印发了《农业农村部关于切实加强生猪及其产品调运监管工作的通知》,明确了发生疫情省份生猪及其产品调运要求,严格限制生猪及其产品由高风险区向低风险区调运;

       9月11日,农业部发布了《农业农村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猪及其产品跨省调运监管的通知》,明确要求与发生非洲猪瘟疫情省相邻的省份暂停生猪跨省调运,并暂时关闭省内所有生猪交易市场。暂停时间从任一相邻省发生疫情至其全部相邻省疫情解除封锁前。

        目前全国爆发疫情的省份有8个,疫情省的相邻省份有10个(河北、山西、上海、福建、江西、山东、湖北、陕西、宁夏、甘肃),整体覆盖东北、西北、华北、华中、华东、东南地区18个省份。我国生猪由北向南的运输线路几乎被全部封锁。

       9月13日,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将非洲猪瘟纳入强制扑杀补助范围,对此次强制扑杀补助标从800元/头提至1200元/头,以上补助经费从2018年8月1日起实施。目前我国生猪养殖行业平均成本13元/kg,按照1200元倒推体重应该是在92kg,考虑到正常生猪出栏体重在110-130kg且猪场一般都是批次养殖,存栏猪有大有小,因此我们认为1200元的补贴已经能够覆盖大部分养殖户当前的存栏成本。同时将扑杀补贴提升至1200元/头符合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建议的“补偿价格应该在其商业价值的70%到110%之间”,不仅可以帮助养殖户打消上报顾虑,减少偷运偷埋等非法行为,又能对构建上下联通的防疫体系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2、周期影响之一:生猪流通“新格局”、2019年猪价上涨或成定局

        在流通受限的情况下,产销区价格走向分离,疫情产区养殖户现金流面临较大挑战,重点关注生猪调出大省疫情发展。我国生猪产能差异化分布明显,河南、山东、湖南、湖北、河北外调猪肉量排名全国前五,合计919万吨,占全国生猪调运总量的73%,占全国消费总量的17.3%,销售渠道对外依存度极高,若猪肉调运受限,将导致省内猪价大幅下跌,此次洗牌较为惨烈,我们预计散养户最多亏损一批猪就会被迫退出(6个月),从而刺激猪价大幅上涨。

        禁运政策若未发生大幅调整,疫情产区养殖户现金流将面临极大挑战,补栏积极性显著降低,产区洗牌力度将继续加大,母猪将大量被迫淘汰,那么对应的明年3季度后生猪出栏量将会大幅减少;而生猪存栏的出清更快,半年左右就可以达到出清,2018年底或2019年上半年的猪价可能就会迎来景气期,需保持密切关注。

      (1)产销区价格急剧分化:销区受益、产区洗牌

       18省市生猪调运受限,产销区价格差创历史记录。非洲猪瘟爆发以来,为控制疫情,切断病毒传播路径,防止疾病扩散,生猪及其产品在调运环节的管控力度不断加码,导致产销区域猪价严重分化。从最初的沈阳生猪禁止外调,到目前18省市生猪调运受限,安徽、河南、江苏三省猪肉产品更是被限制调出,我国生猪由北向南的运输线路几乎被全部封锁。而流通环节受阻带来的影响正不断显现在区域猪价上,根据芝华产销区数据显示, 2013年至2018年8月1日,我国产销区生猪均价差距为0.27元/kg,非洲猪瘟爆发之后,产销区生猪均价急剧扩大至2.22元/kg,远超历史极值。其中浙江生猪价格涨幅最大,逼近19元/kg,河南作为生猪第一调出大省(外调产能占总产量的64%)价格大幅下滑,最低降至10.8元/kg,与相邻省份均价相差3元/kg,创下历史最高记录。  

  

       (2)生猪流通“新格局”

        产销区价格持续分化是我国生猪产能差异性分布的结果,生猪流通环节或将面临大变革。根据芝华数据,每年我国省际之间调运猪肉1260万吨,占全国产量的24%,其中调出省份13个,主要集中于华中、华北和东北地区,调入省份18个,分布于华东、西南和华南地区。在非洲猪瘟发生之前,生猪经纪人依据各省市生猪价格差,将肉猪调往全国各地从而牟利,全国猪价也借此实现平衡。但是由于其在运输过程中生物安全防控措施薄弱(车辆消毒不彻底,不同猪场生猪混装,不同猪贩子生猪分装),且行业长期以来都较为不透明,外界对此环节规范化呼声日益高涨,经过此次非洲猪瘟事件,生猪流通领域或将迎来一轮规范化浪潮。  

       产区洗牌:河南、山东、湖南、湖北、河北外调猪肉量排名全国前五,外调产量占自身消费量比重均超过65%,一旦禁止猪肉产品省际调运,省内猪价将大幅下滑。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猪肉产量排名前十的省份合计生产猪肉3398万吨,占全国猪肉比重64%,但其自身仅能消化2580万吨,剩下818万吨需要外调消化,占其自身消费总量的32%。具体而言,河南(288万吨)、山东(194万吨)、湖南(193万吨)、湖北(127万吨)、河北(117万吨)五省外调猪肉量排名前五,占自身消费总量的178%、102%、80%、65%、79%。这些省市生猪产业对省际调运依存度高,一旦调运受限,其产能将严重供过于求,生猪价格大幅下跌。以河南为例,河南在郑州发生非洲猪瘟疫情之后生猪价格5天内下跌9%,而后河南省第二起非洲猪瘟发生后,猪肉被禁止调出,价格更是在5天内大幅下滑2.4元/kg至10.8元/kg,跌幅达到18%。

        销区上涨:广东、上海、浙江、北京、天津调入猪肉量排名全国前五,体量均超百万吨,外调数量平均占消费总量72%,对外依存度极高。根据芝华数据测算,广东、上海、浙江、北京、天津2016年猪肉消费总量为459万吨、181万吨、239万吨、135万吨和136万吨,供给缺口分别为195万吨、168万吨、148万吨、113万吨、106万吨,其供给保障率平均只有28%,其中上海、北京对外依存度更是达到93%、84%。是全国对外依存度最高的5个省市,我国调运总量的58%用于供给以上五省市。这些省市一旦发生非洲猪瘟或者外调线路因疫情被封锁,其猪价将快速上涨。以浙江为例,自23日乐清爆发非洲猪瘟以来,其生猪价格逐渐上涨,而31日其相邻省份安徽也爆发非洲猪瘟后,其北方生猪调运线路几乎全被封死,随后安徽疫情持续爆发,猪肉产品也禁止调运,浙江猪价飞速上涨,3天上涨3元/kg,乐清地区猪价更是达到20元/kg,接近历史最高值。 

  

      未来疫情走势将会对生猪调运环节持续造成影响,重点关注山东、湖南、湖北、河北等调出大省疫情发展。我国生猪调出量排名前五省份合计919万吨,占全国生猪调运总量的73%,占全国消费总量的17.3%。而从2006年以来,我国猪肉产量单年降幅极值为07年的363万吨(YOY-7.8%),生猪价格从8.92元/kg涨至17.4元/kg,振幅达到95%;而从15年开始的行业大牛市,两年猪肉产量减少372万吨(YOY-6.7%),生猪价格右11.6元/kg上涨至21.2元/kg,振幅83%。因此按照这个标准来计算,如果主要生猪调出省份禁运,将对行业产生极大的冲击。当前来看,排名前五的生猪调出大省只有河南猪肉产品不让调出,山东、湖北、河北生猪调运受限,湖南当前调运还没受到政策直接影响,但调运范围会因为不让经过高风险区域而受到部分限制。另外,9月20日浙江与山东达成每天600吨生猪产品的对接供应量意向,这种点对点认证供应,因为规模需求大,为便于管控,应更大范围地铺开。因此无论是在供给端,还是在需求端,主要调出省猪肉产品调运受限都将给区域供给带来较大影响,重点关注山东、湖南、湖北、河北等调出大省疫情发展。

  

  

      (3)产区剧烈去产能,2019年猪价上涨成定局

       产区生猪与猪肉调运受限导致销售受阻,养殖户滞销现象突出,不但亏损利润,本金也面临损失的可能。

  

  

       在生猪调运监管政策不断加码的大背景下,产销区养殖户面临的形势也是天壤之别,特别是疫情产区,猪贩子调运受限,运输量大幅下降。根据农业部数据显示,8月以来我国生猪跨省调运数量一直呈下滑趋势,由高峰时的每周调运213.2万头降至171.7万头,环比下降20%。流通量的减少和调运区域的限制,导致养殖户滞销严重,特别是在河南和东北地区,养殖户对后市普遍悲观,出栏情绪迫切,和当地从业人员交流了解到“(养殖户)只要有车运来就卖,补栏积极性很低”。同时从销售端来看,由于其他省市担心病毒传入,对疫区省份的产品接受度不高,这也导致疫病发生产区销售压力增加,养殖户被迫压栏。

  

       滞销向上游种猪环节传导,补栏积极性快速降低,将影响明年三季度的生猪供应数量。由于受到禁运政策影响的产区猪价低迷,叠加疫病风险,养殖户补栏积极性普遍降低,部分地区仔猪已经开始亏损,自繁自养养殖户对后市情绪悲观,开始推迟配怀计划,调整出栏节奏。

  

  

       我们认为,肉猪价格的持续低迷以及逐渐扩大的禁运范围会严重影响养殖户资金回笼,产区已经开始出现了产能淘汰的行为,但是得益于2015年开始的超长猪周期以及相比于2014年更低的饲料原材料价格,当前养殖户现金流压力还未全部显现,同时叠加2018年二季度已经淘汰了一大批落后产能,当前更多的形式是调整出栏节奏,减少补栏。但是在可预期的未来半年(肉猪完整生长周期),生猪存栏出清完成一轮,2018年底或2019年上半年的猪价可能就会迎来景气期,需保持密切关注。而禁运政策或导致养殖户现金流将面临极大挑战,补栏积极性显著降低,产区淘汰力度将继续加强,大量母猪将被迫淘汰,那么对应的明年3季度的生猪出栏量将会减少,由于悲观的预期存在,行业猪肉供给的减少甚至会更早,2019年猪价上涨成为定局。

        3、周期影响之二:种猪外调实质性受限,母猪滞销被迫育肥

        受调控区种猪外调实质性受限,母猪滞销导致养殖户被迫育肥,种猪场现金流压力不断增大,或出现资金断裂的风险。因为种猪价值高,购买者更看重品质,因此跨市、跨省调运种猪十分频繁。虽然农业部在文件中对种猪的调运留下了空间,规定“疫区所在省的种猪,经实验室非洲猪瘟检测合格和检疫合格后,方可调出本省”。但是由于地方的检测和评估实力厚薄不一,叠加现在疫情控制形势仍不明朗,外调仍存风险,种猪的跨省调运在受限区域实质上也处于停滞状态。且在流通管制的大背景下,产区供过于求,叠加养殖户补栏积极性不高,大量种猪也面临滞销的困境,最终被迫自己育肥。但种猪场和仔猪场设计的育肥产能并不多,大量育肥不能长期持续,同时因为育肥环节的成本支出,养殖场现金流将更加紧张,最终不得不将肉猪低价售卖或提前宰杀,甚至出现和14年一样的情况,大量猪场因现金流问题被迫售卖猪场。  

        产能错配问题凸显,全国种猪大约55%调运受限,将推动周期持续维持高景气度。从当前情况来看,我国种猪存栏分布和肉猪出栏分布大致相同(产区分布),主要在华东和华中地区,更高层次的国家核心育种场同样集中在我国肉猪排名前十的主产区,比如广东、湖北、山东,湖南、河南等省份。现在被禁运区域覆盖东北、西北、华北、华中、华东、东南地区18个省份,其母猪存栏量占全国总量的55%。

我们认为由于生猪禁运导致行业产能错配问题凸显,资源不能最大化利用,产区供过于求,必定会导致富余产能被迫退出,而销区因为肉猪价格高涨而将后备种猪当肉猪销售盈利更大,也将导致现有母猪产能减少。这将对行业恢复正常后的补栏造成很大影响,周期景气度将持续更久时间。

  

       4、格局影响之一:大企业迎来行业规范化红利,中小散户生存空间将被进一步压缩

       中小养殖户因为其自身缺陷为非洲猪瘟的滋生和蔓延创造了条件,给防疫人员疫情追溯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和负担,未来规范化快速成为行业的主旋律,其生存空间将被进一步压缩。而大型养殖企业将凭借其更少的边际成本弹性,完善的生物安全防控体系,更强的抗风险能力以及更好的食品安全保障能力,将迎来一轮新的发展契机。

       (1)行业规范化趋势明显,中小散户边际成本上升要显著高于大型养殖企业。规范化必将抬高散户成本中枢,而大型养殖企业在规范上原本就做的更好,边际成本上升要显著低于散户,优秀企业成本与行业平均成本将进一步拉大,获得的超额收益也将会更多。以河南某乡为例,在非洲猪瘟爆发之后,乡政府将辖区内89个养殖户进行了筛查,发现只有1户满足现有的环保要求和生物安全防疫要求,这就意味着如果未来管理政策趋严,剩下88户都将被迫清退或限期整改。

      (2)大型养殖企业具备完善的生物安全防控体系。由于非洲猪瘟烈性病毒致死率高达100%,且无疫苗可以防治,传染方式为接触性传染,主要通过人类或污染的猪肉、蜱等方式传播,因此隔断病毒与猪群接触途径是防控此类疫病最好的手段。而普通猪场土地利用率几乎100%,没有设置对外的缓冲隔离带,同时对拉猪车等交通工具和外来人员的消毒措施也几乎没有,而大型养殖场设有专门的人员和交通工具消毒区,生猪售卖区与养殖区域隔离,工作人员进入猪场都会洗澡消毒换衣服,从源头上阻断了病毒传播的途径。20例疫情中16例的染病猪均来自于中小养殖户,也进一步说, 明散养户在生物安全控制上的缺位。同时相比于中小散户,大型养殖企业规模猪场选址更加科学,会着重考虑周围养殖场对自身的影响,因此受到牵连的可能性更小。例如牧原在选址时,附近3km内基本没有养猪户。 

      (3)大型养殖企业猪场绝对数量大,分布广泛,保险购买齐全,抗风险能力更强。大型养殖场由于出栏量可突破千万头,其猪场分布广泛,即使按照单场4万头计算(行业较高值),出栏1000万头的大型养殖企业猪场约250个,即使某一个猪场不幸染病或者被划归疫区,其对整体的影响也仅为0.4%。更重要的是,大型养殖企业保险购买齐全,比如牧原就为所有生猪都购买了死亡保险,温氏为所有母猪购买了死亡保险,一旦因为疫病导致母猪(生猪)死亡,保险公司将会理赔其全部成本,政府也会有相应补贴。而散养户保险购买的渗透率低,且猪场数量几乎唯一,一旦感染疫病就是灭顶之灾。因此大型养殖企业具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

       (4)大型养殖企业具有更好的食品安全保障能力。无论是在法律意识,养殖环节的规范化上,我们认为从主管部门的监管力度,养殖场自己的风险收益比来看,大型养殖场都让人更加放心。特别是抗生素的使用,兽药的残留,病原微生物的监测,死猪的处理等关键节点上,大型养殖场都有一套完整规范的操作流程,对食品安全的保障能力更强。9月11日,浙江省畜牧兽医局向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发函,申请山东推荐10家品控管理优秀的屠宰企业和20家大型养殖企业用以保障浙江省生猪供应。浙江省点名大型养殖企业定点供应,看重的也是其更好的食品安全保障能力。

        5、格局影响之二:屠宰端话语权或将增强,肉类冷链物流将迎来大机遇

        近日,山东省畜牧兽医局下发了《关于印发防控非洲猪瘟公开信的通知》,暂时关闭全省生猪交易市场,并鼓励各生猪屠宰企业推行“集中屠宰、冷链运输、冷鲜上市”模式,加快推进转型升级,提升生猪就近屠宰加工能力,就近就地收购生猪。要求生猪贩运经纪人主动到当地畜牧兽医部门进行备案,定期报告生猪调运期间动物防疫情况,并且对生猪交易的消毒、检疫等环节都做了细致的规定。同时与行业内从业人员的交流来看,在疫区屠宰场话语权显著提升,冷链车更是急缺。我们认为经过本次非洲猪瘟事件,长距离的生猪调运或被限制,流通领域主导权将更多的向屠宰场倾斜,肉类的冷链物流发展将迎来一次难得的历史大机遇,行业借此契机迅速走向规范化,龙头企业危中有机。

       (来源:招商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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